宋词与唐诗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两座高峰，其表现的意境也各有千秋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唐诗的时空开阔豪放，视野广袤，大气磅礴。李白《蜀道难》中“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”的夸张，表现了蜀道山势的高峻和险峻，气魄宏大。而宋词的时空则较为狭窄，注重于对特定景物或情感的细致描摹。欧阳修《醉翁亭记》中“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也”的闲情逸致，展现的是小桥流水的精致雅趣。
唐诗的情感抒发直接豪迈，不拘一格。李白的“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”的豪情万丈，杜甫的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的忧国忧民，都表达得淋漓尽致。宋词的情感抒发则婉转含蓄，内敛深沉。柳永《雨霖铃》中“执手相看泪眼，竟无语凝噎”的凄婉哀怨，苏轼《水调歌头》中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”的哲理思辨，更显深沉隽永。
唐诗的语言风格雄健有力，气势如虹。王之涣的“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”的雄壮辽阔，岑参的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意象鲜明，都给人以荡气回肠之感。宋词的语言风格清丽雅致，婉约柔美。晏殊的“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”的清丽淡雅，李清照的“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”的凄凉哀怨，令人回味无穷。
唐诗的格律限制较严谨，讲究声律对仗，平仄相和。律诗的四平八稳，绝句的简洁凝练，都体现了唐诗格律的严密性。宋词的格律限制相对宽松，虽然也有格律词的存在，但词人更多地追求自由抒发的意境，不受格律的约束。辛弃疾的“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”的豪迈奔放，周邦彦的“自古人间情难改，不顾天理只顾人情”的感叹感慨，都打破了格律的束缚，表达了词人的真情实感。
唐诗的意象选择偏向于宏大壮丽，如山川河流、日月星辰。李白的“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”的瀑布飞流，杜甫的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的山高水阔，都给人以气吞山河之感。宋词的意象选择则注重于细致入微，如花草虫鸟、月夜清风。晏殊的“绿杨烟外晓云轻，红杏枝头春意闹”的春景明媚，柳永的“杨柳岸，晓风残月”的凄清哀怨，都体现了宋词意象的细腻婉约。
唐诗的表现手法多用直抒胸臆，不假修饰。如李白的“我本楚狂人，凤歌笑孔丘”的狂放不羁，杜甫的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的忧国忧民，都直接表达了诗人的思想感情。宋词的表现手法则倾向于含蓄婉转，托物言志。苏轼的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”的感怀身世，李清照的“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”的哀怨自伤，都通过委婉含蓄的表现手法，抒发了词人的内心情感。
唐诗的审美追求偏向于外在壮美，追求气魄宏大，意象鲜明。如李白的“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”的壮美山川，杜甫的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的登高望远，都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胸开阔之感。宋词的审美追求则转向于内在幽美，注重于情感的细腻抒发和意境的营造。如欧阳修的“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也”的山水之乐，柳永的“执手相看泪眼，竟无语凝噎”的离别哀愁，都体现了宋词对内心情感和审美意境的追求。
唐诗的思想内涵较为丰富，既有积极进取的豪情壮志，如李白的“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”的自信豪迈，杜甫的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的忧国忧民，也有消极避世的闲情雅趣，如陶渊明的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田园隐逸，王维的“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”的寄情山水。宋词的思想内涵则更侧重于个人情感的表达和内心世界的探索，如欧阳修的“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也”的闲情逸致，柳永的“执手相看泪眼，竟无语凝噎”的离别哀愁，都表现了宋词对个人情感和精神世界的关注。
唐诗的流派形式较为多样，主要有边塞诗派、田园诗派、山水诗派、宫廷诗派等。如李白的边塞诗、王维的田园诗、杜甫的山水诗、白居易的宫廷诗，都代表了各自流派的特色。宋词的流派形式相对集中，主要有婉约派和豪放派。婉约派词人以柳永、晏殊为代表，以其细腻柔美、婉转含蓄的词风著称；豪放派词人以苏轼、辛弃疾为代表，以其豪迈奔放、气吞山河的词风著称。
唐诗和宋词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唐诗以其气魄宏大、意境深远，成为后世诗歌创作的典范，影响了宋代的苏轼、辛弃疾等词人。宋词以其婉约柔美、细腻深沉，成为后世词歌创作的圭臬，影响了明清时期的纳兰性德、贺铸等词人。唐诗和宋词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，其意境之美和艺术成就，至今仍为世人所称道和仰望。
综上所述，宋词意境与唐诗意境在时空开阔性、情感抒发、语言风格、格律限制、意象选择、表现手法、审美追求、思想内涵、流派形式和后世影响等诸多方面都存在鲜明的差异，彰显了中国古典文学中多元化的艺术风貌和审美品格。
